“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它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追循这烛光，我走着自己坚实、无愧的人生。这烛光是我的父亲张太雷为民众解放事业不懈追求、英勇奋斗的崇高灵魂--------”。这是我的姨妈张西蕾在她的自传中写的一段前言，我常常被这段话深深感动着。的确，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使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也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外公如我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烛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带给我们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而姨妈，也以她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坚强而执着、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我心中又一团温暖烛光-------

烛光在前  风雨革命路

姨妈出生于1922年，父亲为她取名西梅，小名细妹（常州方言“细”为“小”的意思）。姨妈只是在两岁时见过父亲，儿时只能从父亲的来信和母亲的言谈话语中揣摩父亲的音容。父亲牺牲时，姨妈只有5岁，家里与组织上断了联系，太祖母因思念爱子得了中风瘫痪在床，生活十分艰难。我的外婆陆静华是一位聪慧、贤良、坚韧的女性，她一人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靠做刺绣和针线换取一点微薄的报酬，上要照顾瘫痪的婆婆，下要抚养二女一子（我妈妈张西屏是大女儿，姨妈老二，舅舅张一阳最小），尽管如此，她仍然教育子女要继承父志。为了让三个孩子上学读书，成为有知识的人，她咬着牙，一边拼命干活儿，一边四外求人，终于以每学期考进前三名为条件，免费把三个孩子陆续送去上学。他们从小就很聪明勤奋，姐妹俩连续跳级，10岁就念完小学，13岁初中毕业，相继去投考苏州女子师范。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中学很罕见的，何况是去外地。苏州女师的门槛很高，一般是十个里头才取一个，学生大多是家境优裕的小姐们，为了省钱，她们假期都留在学校，打些零工贴补。好在师范是免费的，两姐妹又成绩优异，才勉强读了下来。

“八 一三”以后，上海南京一带沦陷，激发了姨妈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当时学上不成了，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外婆决定让15岁的姨妈只身去上海寻找组织。姨妈挑选了一封外公第一次去苏俄时寄回家来的信，搭乘一辆日本人装货的卡车颠簸了两天才到了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当时，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她把这封信的首尾都剪掉了。如今，这封弥足珍贵的家书被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内。不久姨妈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当时正值新四军刚成立，组织上安排她随一个由地下党和积极分子组成的“难民团”，从上海乘船到温州，再从温州步行到皖南新四军总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在逃难途中，姨妈加入了民先队，到达皖南不到两个月，16岁的姨妈就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初，周恩来与叶挺来到新四军，听说张太雷的女儿也来这里参加了新四军，曾专门把她找去，周副主席见到她高兴地说，“长得真像太雷”，姨妈高兴极了，从此把名字改成了西蕾，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父亲的怀抱。新四军从皖南转移到苏北之后，18岁的姨妈被安排到抗大五分校担任女生队的指导员。女生队为新四军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延安整风后，党中央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她又到东台县当区委书记兼县委宣传部长，开辟根据地。

      高干妈妈 重园大学梦

姨妈结婚后一直坚持在基层工作，怀孕后也不休息，产后便把孩子放在老乡家中，自己继续工作，生第三个孩子时，正值沧海战役，是被人用担架从工作岗位抬到后方医院的，医院所在村子只有十几户，伤员都住满了，结果只能躺在担架上，在一个老乡家屋后的树下生下了孩子，随后又在担架上被抬了18天，跟着部队转移，历经艰辛。新中国诞生时，姨妈只有27岁，她的履历却已记载了十二年军龄，十一年党龄。1952年，姨妈在南京第一女中任校长，为了拿出更多精力投入工作，生第五个孩子之后，她执意要做绝育手术，那时还不提倡计划生育，医院的院长了解她的情况，说你是老干部，而且只有一个儿子，我们不能决定，要让上级批准，姨妈说，你不给我动手术，我就不出手术室。经过一番周旋，姨妈的要求终于获得南京市有关领导的批准。

姨妈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战争年代她不怕困难，不畏艰难，工作出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她仍然不降低自己的的追求，刻苦学习。1958年中央决定从在职干部中抽调一批人到大学去学习文化技术，姨妈当时已是13级干部，5个孩子的母亲，在化工部设计院当书记。虽然很多人劝她说上大学又吃苦受累又耽误提职提薪，可她还是坚持要报名参加。当她解到，调干生的学制是三年半，其中一年半用来学习中学文化，大学课程只学二年时，她认为这种课业安排不能满足她的学习欲望，于是就直接参加了统考，结果以各科平均70多分的成绩进入本科。为了兼顾家庭，她进入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合成材料专业和普通大学生一起上课。从36岁到41岁，姨妈克服了年龄偏大家务拖累等困难，完完整整地读完了五年本科全部课程，学习不打折扣，考试没有优惠，在当时的5分制成绩单上，她没有得过3分以下的分数。唯一的特殊是体育课免上，而政治课由她讲授。同学们把她尊称为张大姐，京化工合成纤维研究所（后迁往湖南，即今天巴陵石化公司所属），她被安排去当了所长兼书记。文革期间，很多同志靠边站，她却因“根红苗正”又是“内行”很快恢复工作，5年的“加油充电”使她受益匪浅。姨妈年近50的时侯，受命负责铺设一条从西宁至拉萨的输油管线的设计和施工，为了全面掌握工程质量，她亲自带队去青藏高原勘测路况，从西宁到格尔木，又从唐古拉山到拉萨，直到海拔6000米，姨妈都坚持要实地了解资料，劳累、艰苦的工作环境加之高原反应，使她不久就患上了冠心病。然而她却不曾后悔过，把它看作了生活中非常珍贵的记忆。文革后，姨妈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兼科技总院副院长，她所带的科研组的成果，多次受到中央嘉奖。1982年她离开工作岗位，同年进入政协，作为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要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还要到各地考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人民赋予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任，她克服多种疾病的困扰，坚持到公园和大家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倾听民声，了解民意，许多人都认识她，亲切地叫她“张大妈”“张大姐”，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张太雷烈士之女。

  鹣鲽情深  共创化工伟业  

姨妈对自己婚姻的选择是不同寻常的。姨妈相貌清秀又是名门之后，在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中是她很引人注目的，可她对级别和一些外在的条件并不是很看重，觉得只注重那些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她是在“难民收容所”与姨父相识的。姨父是浙江宁波慈城镇人，家中很穷，13岁小学毕业后为谋生到上海闸北中国征信所当印刷工，17岁就加入了上海地下党，虽然没上过多少学，但读的书很多，办事很机灵。到苏北之后，两人驻扎的村子相隔不远，来往较多，逐步加深了了解。姨妈从来都不赞成只是为了崇敬就和与自己年龄、水平相差甚远的首长结婚，更不羡慕一成亲就骑上大马、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生孩子上后方有专人照顾的“夫人”们，她希望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相知相爱的同志加伴侣。那时部队规定，凡申请结婚的男同志必须具备“二五八团”的条件，就是二十五岁，八年党龄，团级干部，可姨父只是个一般干部，不仅朋友们劝姨妈别干傻事，连领导们都不大赞成，当时组织上正打算让姨妈随抗大总分校训练处副处长薛暮桥一起去延安，可姨妈坚持要和丈夫一起留在敌后抗战，并说：“他是我信赖的人，我愿意和他一生相伴，婚后有什么困难我也不怕，我不想依靠任何人。”婚后许多年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姨父随着粟裕的部队转战，只是在经过驻地时见一面。直到大军渡江解放南京，他们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那时工作条件艰苦，环境险恶，国民党的一些顽固派纷纷杀回老家，许多革命同志被杀害，在敌工部工作的姨父积劳成疾，得了痨病，姨妈把每月家中少得可怜的津贴全部用来买鱼虾一类的营养品，并不顾自己怀有6个月的身孕，坚持给姨父补身子，并说“我身上现在有两个人的元气，而你，还是一个病人，当然要多吃一点。”就这样在姨妈的精心照料下，姨父奇迹般好了起来。

解放后姨父先后担任过南京市民政局局长兼市救灾委员会副主席和南京最大的化工厂永利宁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等职，姨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姨父每天晚上7点准时去夜校读高中数理化的化基础科，夜深了还趴在桌上作作业，为了支持姨父的事业，姨妈扛起了事业和家庭两副担子。那时侯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从市区到工厂要靠一周一次的摆渡过江，为了就近照顾姨父，姨妈主动放弃出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机会，上交了舒适的小四合院，调到永利宁厂，住进了厂宿舍大院。姨父知道姨妈在事业上的追求，为此一直感到很歉疚。1956年国家成立化工部时，他们奉调北京，从此一生和化学工业结了缘，从南京到北京，从教育战线到工业战线，他们妇随夫行，相濡以沫。

文革结束后，姨父担任了化工部的副部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实施和领导了多项大型化工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中山化肥厂、南京30万吨乙烯工程的引进与建设等工作，多次荣获国家科学奖，成为我国一名资深的化工专家，为发展我国化工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4年姨父离休后，夫妇俩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作人生最大乐趣。二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忙碌而愉快，总有做不完的事，姨父爱好广泛，不仅喜欢下围棋，打桥牌，还喜欢摄影，每每我去，他们总会拿出装了半个柜子的照片给我看，那上面，满满的全是二位老人50年风雨相伴的美好与回忆。 1993年，姨父因癌症去世，很长一段时间，姨妈都沉浸在痛苦之中，为了寄托哀思，姨妈收集了50多篇亲属及战友们写来的回忆文章，由化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缅怀冯伯华同志》的书，从各个侧面客观而满含深情地展现了姨父作为我国化学工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的光辉历程。然后，她开始调适自己的生活，把时光更多地投入到学习中，每天都坚持自己读报听广播，用毛笔练书法，抄录唐诗三百首，她说：相爱的人走了，许多过去两个人一起做的事，现在我要一个人去做了。

   痛失亲人 更显坚强本色

我们家是一门忠贞、两代烈士，然而二代英烈背后承载的是二代孤儿寡母的悲怆与泪水，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这样人生的大悲剧一次次地在我们家上演，先是我的外公、再是一阳舅舅，后来是我的外婆和母亲---------，而这一次次的打击与痛苦，使得姨妈被磨练的无比坚强。

当年周副主席叮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将张太雷全家接出来送到延安去，由于太祖母瘫痪在床，外婆一家只有一阳舅舅到了部队。他先是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培训结束后他谢绝留在总部工作，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皖南事变”时他又放弃提前撤退的机会，坚决随所在部队保卫总部，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关进了江西上饶集中营，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得知了一阳舅舅的身世，便一手拿着自首书一手拿着治病的特效药让病中的他签字，在生死考验面前，高烧多日的一阳舅舅已无力去说更多的话，只是凭着坚强的意志以拒不签字与敌人做着顽强的斗争。敌人不给他水喝，他就爬到屋檐下喝几口滴下的雨水….在生命垂危的几天里，舅舅知道自己己经不可能出去了，他让难友找来一把小剪刀，帮助他剪下指甲，然后把指甲和姨妈送他的新华钢笔的笔尖包在一起，托付难友交给姨妈。就这样，一个拥有着火样激情的躯体渐渐冷却了，他的遗体和外公一样，至今下落不明，连他牺牲的确切日子，也没有人说的清，只知道那是1941年秋，那一年他还不满18岁！日夜思念弟弟的姨妈没想到，等来的竟是越狱的同志历尽艰险送来的舅舅遗物，她颤抖着，用一块洁白的布包起它，为防遗失，总是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有一年秋天，日伪军举重兵对军部和抗大进行扫荡，姨妈当时任抗大女生队指导员，率领女生队向外突围。冲出村子不远有一条河，敌人眼看就要追赶上来，在紧急关头，姨妈下令并自己带头把背包抛到河里，轻装渡河，这才得以突出重围，可脱险后，姨妈才想起一阳舅舅的指甲和钢笔尖在这背包里，一起沉到河底了！姨妈为此一直懊悔不己。外公和舅舅为革命捐躯，使姨妈的思想和感情受到巨大震动，也使她的意志更加坚定，可是没有让姨妈想到的是亲爱的母亲和姐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在姨妈眼中，母亲陆静华是个纯朴的人，不管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是在大量的荣誉面前，她都能以一颗平常的心去对待一切，她的贤惠与善良是根深蒂固不讲条件的，她总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无论是对家人、对邻居、对她接触过的所有的人，只要她能帮助的，她都倾尽心力，坦然相助。作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先烈的的遗属，母亲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建国初，她曾作为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的成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还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常州市妇联副主席，被推举为常州市烈军属委员会主任。文革期间，姨妈一家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山沟里，五个孩子都停止了学业上山下，全家七口人没有在同省的，北至北大荒，南到云南瑞丽，相距千里。为了避免外婆受到刺激，她将外婆送回了常州老家，谁知常州也不是世外桃源，极左路线制造的白色恐怖同样席卷了常州城，外婆和妈妈虽然经受生活的磨难，却经受不起政治的风浪，在极左路线和极左分子的迫害下，她们绝望了。1968年6月，她们选择了双双悬梁自尽。那一年，外婆70岁，我的母亲只有48岁。姨妈在北京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她怎么也想不到，父亲和弟弟已经血洒战场，母亲和姐姐还会在“文革”中丧生。白天，她用劳动来驱除悲痛，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侯，对清白一世、为革命而奉献出一切的全家人的回忆和思念却使她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无奈之下，姨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信，在总理的关心与安排下，江苏省军管会派人来常州调查，料理了后事，保存了遗骨，我和妹妹也因些得到照顾，没有上山下乡，留在常州工作。粉碎“四人帮”后，笼罩在共和国上空的乌云阴雾终于被驱散了，常州为外婆和母亲平反昭雪并开了追悼会，她们的骨灰存放在了常州烈士陵园。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每每回想到这一切，姨妈总难抑制内心的伤感。

                        爱与奉献 家风传后代

姨妈是个心胸宽广，极有爱心的人。她把爱给了自己的家庭，对待同父亲异母的弟弟也倾注了许多心血。知春舅舅是在外公牺牲前一个月出生的，几个月大时因交通员牺牲而未能回到常州，在北平慈幼园寄养，稍长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他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继续留校读电子专业研究生，会四国外语，一表人才，毕业后留在苏联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51年的夏天，他随一个留苏学生代表团回国访问，到了南京，姨妈的战友听说他是张太雷的儿子，就告诉他说，你有个姐姐也在南京，这样姐弟俩才第一次相见。那次见面是非常愉快的，遗憾的是知春舅舅说中国话已经很不流利了。5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他在苏联受到迫害，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国外交部闻讯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驻苏使馆一定要将知春舅舅接回来，几经交涉，他终于在1965年回到了阔别的祖国，分派到国防科工委的某研究所工作，然而不久就爆发了“文革”，他又再次受到了冲击，关了几年，原本没有精神病的他终于患上了精神病。姨妈知道后，不顾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毅然去精神病院探望这位已被诬陷为“苏修特务”的弟弟，给他送吃送穿的，用亲情去温暖弟弟那颗被摧残的心。舅舅在苏联时曾有个恋人，但因为种历史原因未能结婚，从此后他就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为了能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姨妈真是操了不少心，甚至为他在南沙沟要了一套房，这使他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知春舅舅虽然是个精神病人，但对姐姐的这片深情厚爱是理解的。他发病时常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里，谁敲门都不开，但只要姨妈在门外喊他时，他准会来开门。舅舅清醒的时侯，常会感激地对着只比他大了5岁的姨妈说：“西蕾姐姐您真好，真像是我的妈妈。”

外婆和母亲去世后，姨妈对我和妹妹也倾注了特别多的心血，象妈妈一样承担起照料和教育我们的责任。她一直十分同情和感激我的母亲。当初她们姐妹俩是打算一起去投身革命的，但因为要照顾瘫痪在床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所以母亲只得留在了家中。姨妈认为母亲为家庭付出最多、牺牲最大，因此当我们家发生困难时，她总是给予全力的帮助。我父亲1957年就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负担5个孩子，经济拮据，记得每年开学时，姨妈总是给我们寄点钱来，帮助我们交学费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来看望我们。她还给我们写过近一百多封信，至今我手上还保存了三十多封，她经常告诫我们：“人要正派，书要读好。有知识才干，才能为国奉献。” 姨妈是教子有方的好母亲，多年来，她总是在保证孩子长身体必需的物质营养的基础上，保证孩子们铸灵魂必需的精神营养。她要求孩子们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吃穿上不准挑挑拣捡，但是在思想和学习上出现问题，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立即指出来让他们改正。她培养孩子们从小读世界名著，为孩子们介绍普希金、托尔斯泰，她认为文学素养高，人就开窍，学习其他学科就有悟性了。她还在家中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出色的孩子。在良好的家风的熏陶下，子女都勤奋上进，学有所成。五个孩子，一男四女，整整齐齐地分别毕业于清华、哈军工、四军医大等著名院校。孩子中也有“老三届”，下乡插队，几经磨难，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高等教育学历。大女儿冯海阳军事医学科学院退休后在北京海淀高科技园区建立了“海阳化工研究所”；二女儿冯海晴毕业于哈工大军事学院计算机系，20岁就入党现任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任开发部经理，儿子海龙是第一批去云南插队的知青，而今是率领数千名边防局战士的一名“指挥官”，三女儿海宁在机械工业部进出口总公司搞软件技术工作，她编制的软件，多次受到国家教委、化工部、北京市的奖励和用户单位的好评。四女儿海兰更是我国第一代口腔修复医学博士，现任北京口腔医院修复科主任。几个孩子都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了，可他们没有一个是靠了姨妈的关系，而是靠自己的奋斗找到了位置，姨妈长期的言传身教在他们身上潜移默化为自觉的追求，如今甚至第三代都个个学习优良，前途无量。 

   夕阳更红 为保护“遗产”而忙碌

作为烈士的后代，姨妈从不刻意张扬自己，早在五十年代，她随姨父调入化工系统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她的身世。直到”文革”查三代，党委的人还半信半疑地问她：“你真的是张太雷的女儿吗?” 姨妈常说，“我并不希望大家都知道我是张太雷烈士的女儿，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时常地想起像我父亲一样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先烈们，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就会更加珍惜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多不容易啊，我们的今天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耀邦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张太雷列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中央决定为他们每人出三本书，一本传记，一本论文集、一本回忆录，但是由于张太雷牺牲较早，历史资料散失较多，搜集工作量大等原因，这项工作没有如期完成。作为张太雷的女儿，多年来，姨妈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父亲张太雷的生平、著述整理出来，予以出版，供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她认为这是作为先烈后代的一种责任，可是她一直处于科研领导第一线，工作繁忙，有愿望却无暇顾及。1982年她离开领导岗位，从此她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全部投入到张太雷研究工作中。首先，她身体力行地走访中央档案馆、天津大学、出版社等部门，搜集父亲遗著，筹措出书费用，商讨出版事宜，书顺利出版后，姨妈又马不停蹄地将精力投入到在家乡常州修复“张太雷故居”和在广州建立“广州起义纪念馆”的工作中。从经费落实到住户搬迁甚至是陈展大纲的写作，姨妈无不亲力亲为。她的努力得到了名级政府的支持，1987年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匾额的张太雷故居（常州子和里3号）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已接待了数已十几万计的参观者，成为常州市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1990年，在常州市委的重视关心下，张太雷研究会正式成立，成为常州市第一个研究革命先烈理论思想的学术团体。为有利于学术研究，帮助解决研究经费，姨妈自己带头并动员家属们多方筹措设立了“张太雷研究基金”，先后召开过二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她不顾年老体弱，奔波于北京、常州、广州、天津之间，与有关专家学者，与各方领导谈想法，提建议，并身体力行，先后指导促成了《张太雷文集》、《张太雷文集》（续）、《回忆张太雷》、《张太雷年谱》《张太雷》画册等文献书籍的编纂出版，以及电视专题片《英才一代青春魂》、《热血英魂》电视连续剧《大雷雨后》的拍摄上映。她还撰写回忆录，以自己的革命经历激励青年，鼓舞后人。1998年外公百年诞辰前夕，姨妈在外公的母校天津大学设立了一个“张太雷奖学金”，她自己又倡议拿出5万元积蓄，加之外公的10个第三代子孙每人5000元，一共10万元，用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姨妈说，“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继承与保护父亲的革命“遗产”不仅是我作为烈士子女的一种责任和使命，也是我对历史的一种有价值的收集和挖掘。”

今年姨妈已经84岁了，身体不是很好，但故乡、故土、亲情却仍然时刻牵挂着她的心。回首往事，姨妈常说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每逢重要的人生选择，她都能不放弃理想追求，迎难而上，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我想她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来自历经沧桑之后的回味，来自暴风雷雨之后的平静，来自奋斗之后的欣慰。衷心祝福她老人家永远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