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行军

1937年10月，我的家乡江苏常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全家从猛烈的炮火中逃了出来，躲在城西北的农村里。日寇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民族仇恨，促使我下决心找机会打倒日本强盗。我与同学张西蕾（革命先烈张太雷同志之女）和罗伊，作了多种奋斗，相聚在上海。经张西蕾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介绍我们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为了安全，让我们三人到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安养难民收容所当了几天难民。1938年8月18日早晨，在上海外滩4号码头，以上海慈善机关遣散难民去江西开垦的名义，登上驰往香港的英国邮轮新北京号。该轮中途停靠温州，我们就在温州登陆，然后取道浙江去皖南。同行约有500余人，均被安排在轮船甲板上。经过一日一夜的航行，第二天黎明，我们在瓯江口登岸，被当地慈善机关安置在温州民众教育馆里住宿。这时，新四军驻温州办事处的同志已等待我们好多天了。

温州民众教育馆设在一座古庙里。自我们住进以后，抗战歌声飘荡不息，古庙变得热闹而有生气。

我们三个人与周林、宗瑛夫妇等同志编在一班，住在大殿走廊边的地上。晚上，睡在冷而硬的地上，真有点想念家里的温暖，但很快就克服了。同时，也习惯了用一条毛巾洗脸兼抹身。

伙食是由邻近几家小饭馆承包的，每餐三菜一汤。虽然汤比较咸，总的吃得不错。伙食费是由上海慈善机关仁济堂与有关部门承担的。

温州给我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马路宽，房屋与店面较洋化，人们的衣着、打扮也较时髦。市内中山公园比我家乡常州城里的公园大好几倍。马路上的小吃也合我们的胃口，如小颗粒花生米、油炸糖糕等。傍晚，老鹰在天空大胆地低飞，抢走人们手中托着的食品，特别是爱抢儿童的，它也懂得欺侮弱者。人力车夫跑得特别快，口中不断叫着：“让，让！”。温州人对困难或惊奇的事，爱用“皇天，皇天！”来表达。温州话很难懂，听他们对话时，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大批难民的到来，很快在温州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有些进步青年学生前来联系，要求派人教歌、教画等。不几日，书店里的进步书刊很快被销售一空。这一切，很快的被国民党当局觉察，决定对我们采取措施。宗瑛同志（她是中共党员）召集我班全体同志开会，提出了应注意的事项，并通知大家，不日将离开温州，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应做好长途跋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她的这些安排，使我们感到党的领导的力量。

我们三人将路上常用的东西理了出来，多余的交队里统一保管与运输。我们各带一套换洗衣服，洗脸用具，铺盖则是三人合用一套。并分了工：我背两条床单，西蕾背一条薄毛毯，罗伊背三个人的洗脸用具等。每人身着短袖白麻纱上衣，短黑裙子，脚着力士鞋。又商定，三人中的对外交涉是西蕾。因为我们是通过她联系参军的，她又是张太雷的女儿，而且，她较我俩能干。

出发前一天的傍晚，领取遣散费。每人在花名册上按一个指母印，领六块大洋钱。随后，集合在古庙的天井里，宣布编队，我们被编入第二队（共有六个队），队长是丁恒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睛，是位上海印刷工人。

一早，队长将整齐的队伍带出了古庙，踏上沿瓯江而筑的公路，向青田前进。沿途秀丽的景色，使我们忘却了疲劳。队长掌握着我们的情绪与疲劳程度，每走数里地后，就发动大家高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毕业歌》等等。边走边唱，抒发了我们的理想与热情。 

公路边的一座古庙，成了我们的宿营地。从炎日下进入古庙大殿，一股荫凉袭来，大家舒了一口气。路程不远，只30里，却是一次考验，看看过惯都市生活的青年，能否适应长途跋涉。宗瑛同志病倒了，整个晚上发烧。但她很坚强，在周林同志的照料下，坚持继续随队前进。可能是根据一天行军的考察，发现了一些情况，队领导便安排一些体弱、有病的同志乘船，到丽水县与大队会合。大约是因为我们三人年龄小，又是瘦瘦的样子，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周林同志将我们叫到大殿后面，很和善地说，你们热情爱国，愿意到新四军去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只是路程较长，考虑到你们的体力，决定这一段路让你们乘船。我们一致表示：我们身体很好，不怕苦，出来革命就是准备吃苦的，坚决跟大家一起步行到新四军。周林同志看到我们的坚决劲儿，只好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青田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前进。公路翻越一座座山峰，从山顶往下看，我们走过的公路就在脚下，是一个个S形的，盘旋而上。从青田经过船寮、兰溪头、海口等地到达丽水。这段路程，每天平均行军60里。每到一地，自己找房住，找保甲长征购粮食，大家动手做饭。在大小河沟里洗脸、洗澡。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洗衣服，晒在沙地上，太阳光强，很快就干。每到住地，便集合起来，为群众唱抗日歌曲，借此进行抗日宣传。大家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没有一个叫苦的。事实上，我们已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军队生活，只是没有穿军装而已。

丽水还没有战争气氛，只是有些抗日救亡团体。宿营地是晏婴庙，晏婴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外交家，他雄辩的才能载入了史册，也在民间流传，庙的大殿上，供着他的塑像。

在这里休息的两天里，我们三人有时上街逛逛，买些零用东西。我们没见过周林夫妇逛过街，发觉他们总是很忙碌，常与一些人聊天。从那些人的表情中看出，他们很尊重周林同志。他们似乎在进行一件什么事，既重要又保密。一天下午，看到冯伯华同志闷闷地坐在插香烛的木架上，拼命地抽烟，痛苦地思索着。我们不敢去问他。在当时，与男同志说话或相处，还感到害羞。

离开丽水向金华进发，经过缙云、石柱、永康、倪宅、上茭道等地。走的还是公路，但不是沿着瓯江了。只见山峦重叠，那S形一会儿在我们头顶，一忽儿在我们脚下。大家累得汗流满面，身上衣服也被汗水浸湿。脸上的汗水与飞杨的尘土混在一起，手一抹便成了稀泥，大家不由得相视而笑。公路很窄，两辆车不能平行通过，我们常要为车辆让路。翻落在山腰间的长途汽车，时有所见，胆小的同志常为此伸伸舌头。长途汽车多数是烧木柴的破烂车，走起来摇摇晃晃，上坡时机械发出“咕咕”的声，大有上不去的样子，而每辆车又都是人货超载。但是在战争年代，又是穷僻的山区，老百姓能搭上这样的汽车就很满意了。同志们诙谐地说：“十足的老牛破车”。谁知，有的同志因病了，还不得不搭上它，解决了困难呢。

在暮色苍茫中，到达了永康县境。进入一村庄时，发现老百姓都逃光了，只见到几个老头儿。大约听到了什么流言。我们想买些粮食，他们却拼命推说保长出门了，老百姓逃光了，耐心做了很久的说服工作，才买了够我们喝稀饭的米，还有几棵盐菜。村中没有庙与祠堂，请求让一些空屋住一晚，同样也摇头说没有。结果我们只能在屋檐下、猪圈边躺下。猪大概被惊着了，一夜不安宁，不时发出尖利的嘶叫声；院里树叶被风只得簌簌直响，根本无法入眠。我们三人用一床单盖着，紧偎着。第二天听说，第六队经过这一带时，有人从山上抛下石头砸他们，幸好没有同志受伤。周林同志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争取安全到达新四军。

经过几天的晓行夜宿，到了金华。我们住到一座较破旧的大院里，六个队全部集中在一起。从周林同志他们的行动看出，将在这里处理什么问题似的，不断看到陌生人来找他们交谈。

第二天中午，我与罗伊被叫去，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人给我俩说，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前方了，现在前方很紧张，部队整天打游击，女同志去前方不仅危险，而且增加部队的负担，差不多要两个男同志保护一个女同志。考虑到你俩身体较差，还是留下金华工作较安全。我俩一听，立即表示不怕危险，坚决要与大家一起到前方去打鬼子；实在不要我们，就到汉口找到同学，然后到陕北。并说，我们原来的目的地是延安，经人介绍才来新四军的。至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病，我们不怕苦。又问他，与我们一起来的张西蕾将怎么办？他回答，她是张太雷同志的女儿，要保护她到达前方。最后我俩再次坚决表示，不去前方，就去汉口，决不留在金华。直到第二天队伍出发，没有人再找我俩谈话，于是，便又高高兴兴地向前进了。

到达金华的当天，我们三人请了假，去金华城里转了一下。看来，与常州城差不多，有城墙，但不及常州的高大；街道也是石板地，商店里的商品也可以。因为这里是火腿的产地，很想品尝一下，便找了一家小馆子，每人要了一碗火腿面。端来时一看，原来是在阳春面上加了几片火腿，不禁大为失望。我们吃着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三位在金华吃了金华的火腿，特此纪念。

金华与兰溪间隔一条江，要摆渡才能到达兰溪。为避免敌机轰炸，我们便在夜间行动。上岸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兰溪城里。这时正是深夜。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大家便在商店屋檐下休息，有的竟呼呼入睡，有的男同志乘机抽烟，我们三人背靠背，闭目养神。有一、二家店主开门伸头探望，看我们安份地坐在街边，便放心地又关上门。天微明，继续前进，兰溪城是什么模样，谁也没有看清楚。

离开兰溪经过寿昌、建德（白沙镇）、淳安，还是顺着公路走。这样的晓行夜宿生活，大家都习惯了，互相间也熟悉了，开始交谈起来。宗瑛同志是上海纱厂女工，江苏宜兴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周林同志是贵州人，大学生。我们很佩服一个大学生与纱厂女工结婚，说明他们是革命的同志又是革命的伴侣。周若英同志上海人，30岁左右，带一10岁男孩。孩子（周新潮）跑不动了，她便背着走。到了住地，还得照料孩子，比其他人多一倍辛苦。她沉静谦和，吃苦耐劳，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以后听说，她的丈夫是一位革命的工人同志，已牺牲了。还有一位叫潘吟秋的小姑娘，14岁，某纱厂的童工。有几天她拉肚子，离队上茅厕，常落在队伍后面，但她不叫苦。唱歌时，她那尖细的童音，清脆悦耳，回荡在山谷间，激励着大家。抗日的共同目标，把我们这批人汇合在一起，朝夕相处，结成了革命的友谊。

中午到达寿昌，打前站的同志已在几家小饭铺安排了午饭。大伙儿看到新鲜嫩绿的青菜，还有红辣椒丝，十分高兴，一入座就端起碗大口吃起来，吃得香喷喷的。我们三人却不习惯吃辣椒，一口菜就辣得直流眼泪，喉咙直冒火。满以为菜汤会好些，谁知也是一样辣，弄得两眼泪汪汪，一身大汗。

在淳安境内行军时，因白天实在太热，便趁着月色多赶点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已七点多了。整齐的队伍进入村子后，集合在打谷场上，高唱抗日歌曲。唱完歌便分散向村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然后征购粮食。村民很友好。村边有一祠堂，便又成了我们的住处，队长分配一部份同志打扫祠堂内多年的积尘，一部份同志向村民借锅烧饭，大家高兴地吃了一顿南瓜粥，什么菜也没有。我们三人被安排睡在大厅的一个小角落里。这里残留着厚厚的尘土，还有蜘蛛在结着网，一股潮湿气味直刺鼻孔。但是，太疲劳了，打开被单，躺下便睡着了。这一天，我们走了80里，是行军以来走得最多的一天。

再继续往前走，便到了浙江与安徽交界处的威坪。再过几天就能到达目的地了。谁知，我们刚刚在一座庙里安顿下来。突然传来县长要来探望的消息。大家预料麻烦将要来临。那县长30多岁，西装革履，彬彬有礼，一来就找几位女同志拉家常，还请几位同志明天去县政府吃中饭；又说一路辛苦了，在威坪多住几天等。见谁也没有答腔，他只好讪仙地离开了。这情况怎么办？周林同志召集大家商议，他说县长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从抗日这个前提出发，也为我们安全到达新四军着想，县长请吃饭还不能不去，但坚决不接受向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更不能在此留人，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第二天中午，周林同志带了几位同志，如约赴宴。席间，县长果然提出希望有几位女同志留下工作。除周林耐心讲道理外，几位女同志也一再强调自己的志愿，县长无可奈何。下午，我们赶快集合，向新四军岩寺兵站前进。

岩寺兵站大门口，穿着整洁军服的新四军，鼓掌迎接我们。我们两个一排，踏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地进入兵站。耳边听到兵站有的同志说，他们像是经过军事训练样的，多么整齐又有纪律。兵站为我们的吃住早已作了安排，使人感到像是到了家一样温暖。兵站同志不断问长问短，大家自由地交谈着，互称同志，完全沉浸在革命的、阶级友爱里。抗战歌声更是不绝于耳，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脱离了旧社会，逃出了受日寇蹂躏的沦陷区，投身这个革命队伍，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极为可贵的解放，这是终身难忘的。

在兵站休息一晚，便向小河口留守处出发。这是从温州出发以来，最快乐的一天行军。一路上，不知唱了多少歌，像是从笼中解放出来的小鸟似的。走了一段路，下大雨了，道路变得泥泞难走。不断的滑倒又爬起，汗水与雨水交融在一起在全身流着。然而，没有一个叫苦，反而互相取闹，真是乐在其中。到达小河口，同志们已为我们准备好吃的、睡的，还有烤湿衣服的柴火。这种无处不在的革命友爱，与旧社会的对照太鲜明了。

在向泾县云岭去的路上，青山绵绵，流水潺潺。青弋江清澈见底，竹筏在江中弋游。如画的景色，消除了我们一个多月的行军疲劳。解放的幸福与江山的美景，在我内心交织成无法形容的欢乐。革命的人生多么美！我庆幸自己加入了为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队伍。

合计一下，8月18日从上海出发，9月23日到达泾县云岭，正好是1个月加5天，行程约有千里。

1987年1月15日于北京

作者是季尼，文中提到的罗伊是冯海龙将军岳母，即李优的妈妈。